贺兰山下的千年窑火——西夏官窑实证两宋民族交融

发布时间：2026-07-17 18:31:42 来源：安智兰德资讯网 作者：百科

宋朝，贺兰火西审美清绝，山下宋民百工兴盛，年窑将中国乃至世界瓷器推向前所未有的夏官高峰。黄河流域，窑实汝官钧定与磁州窑、证两族交耀州窑名闻天下；长江之畔，贺兰火西哥窑、山下宋民龙泉窑、年窑景德镇窑、夏官建窑等烧制的窑实瓷器，至今仍令世人惊叹。证两族交

不同窑址出产的贺兰火西花瓶、茶具、山下宋民餐具、年窑祭祀用品乃至儿童玩具，点缀丰富了宫墙内外人们的日常生活。一艘艘巨型货船，满载着神秘东方大国出产的瓷器，漂洋过海，去往日本、朝鲜、马来西亚等国家。

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全景。新华社记者王鹏摄

同时期的辽、金、西夏，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强势审美风尚影响，也使用和烧制瓷器，但出土品类大多风格粗犷。直到2017年，考古人员进行调查时，在宁夏贺兰山苏峪口深处发现了一处神秘的西夏窑址，史书未有只字记载，但洁白的瓷胎、细腻莹润的青白釉色、釉面巧夺天工的裂纹开片，彻底颠覆了人们对西夏瓷的认知——器型和釉色简直和景德镇湖田窑烧制的青白瓷一模一样！

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瓷器。资料照片

调查发掘近十年，考古人员逐渐清理出这处窑址的轮廓与脉络。二十多个“官”字款匣钵残件，上百万片瓷器碎片，琳琅满目的器型，完整到令人惊叹的窑炉和作坊遗迹……种种痕迹表明，这是一处西夏官窑。作为国内目前证据最充分、形制最完整的少数民族政权官窑遗址，苏峪口瓷窑址印证了西夏效仿中原官窑的管理体系，主动学习中原先进窑业的烧造技术，并加以大量创新实践。因其重大价值，苏峪口瓷窑址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神秘瓷器找到出处

公元1038年，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定都兴庆府，即如今的宁夏银川市。全盛时期，西夏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于1227年亡于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下。

昔日皇城今何在？但见贺兰山下，西夏陵巨冢巍然，成为游人络绎不绝的世界文化遗产。除了皇家陵园，漫步银川，还能看到不少西夏时期的塔刹——承天寺、拜寺口双塔、宏佛塔……进入贺兰山深处，还可见西夏皇家避暑离宫遗迹。

正是在这些皇家建筑遗迹中，宁夏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些细腻莹润的精细白瓷，如香插、板瓦等。他们曾推想，这是作为丝绸之路中继枢纽的西夏与北宋交易得来的，因为游牧民族出身的西夏，不可能像中原人那样，将这门土与火的艺术拿捏得如此出神入化。问题是，精细白瓷香插和板瓦，目前在西夏遗迹之外的地方从未发现过。

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白瓷板瓦。新华社记者 马思嘉摄

苏峪口瓷窑址现世前，灵武窑代表了人们对西夏制瓷技术的全部想象，主要出土黑釉、褐釉、白釉及剔刻花残片。这里亦有白瓷，但由于烧制的瓷胎多为偏灰或偏黄的粗胎，直接上釉会显得灰暗，所以需在表面施一层白色化妆土。

西夏陵和西夏皇家寺院中出土的白瓷，瓷胎本就洁白无瑕，素色釉面流光溢彩、低调奢华，与灵武窑白瓷全然不同。“直到发现苏峪口瓷窑址，我们才知道那些细白瓷的出处，这彻底颠覆了我们对西夏瓷的认识。”苏峪口瓷窑址考古项目执行领队柴平平说。

苏峪口瓷窑址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在2021至2025年的正式考古发掘中，共发掘面积3020平方米，清理出8座窑炉，并从超过百万片的残片中修复了1400余件精美丰富的器型，包括杯、盘、碗、碟、花瓶、瓜棱罐等日用或装饰器物，以及鸱吻、佛像、香插、板瓦等祭祀或建筑用品。“同时期景德镇发现的器型，这里几乎都有。”柴平平说。

以上皆是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青白瓷。新华社记者 马思嘉摄

这些瓷器，从器型到釉色上，都与景德镇湖田窑高度相似。“瓷器都被打得特别碎，我们几乎没有发现一件完整的瓷器，这就符合官窑集中销毁防止流入民间的保密性质。”柴平平说，窑址也发现了一些粗瓷，但都有使用痕迹，并非就地烧制产物，推测是窑工的生活用具。

更令人惊喜的是，在大量装烧瓷器的匣钵残件中，考古人员发掘清理出20余件底部戳有汉文“官”字的匣钵残件。“这是苏峪口窑址是官窑的有力佐证。西夏学习效仿中原窑业的成熟管理体系，‘官’字用汉字而非西夏文，也间接证明了汉地工匠主导和汉文化影响。”柴平平说。

地处神秘深山，不计运输成本，残次品全部打碎防止流入民间，周边瓷土、石英、煤炭、水源等制瓷原料齐全……种种迹象表面，这的的确确是西夏官窑，烧制瓷器专为皇室御用。

苏峪口瓷窑址出土匣钵残片底部戳印汉文“官”字。新华社记者 马思嘉摄

不同于灵武窑面向民间、装饰多样的世俗审美，苏峪口瓷器素净典雅、低调奢华。专家认为，这体现了北宋“极简风”审美对西夏皇室的深刻影响，也符合党项民族崇尚白色的审美偏好。通过地层、钱币、测年等综合判断，苏峪口瓷窑始烧于西夏建国初期，初创于元昊、谅祚、秉常三代，在仁宗仁孝时期进入成熟与大规模烧造阶段，窑火延续了百余年，是宁夏发现最早、技术和产品精度最高的窑址。相比之下，灵武窑的烧造年代则在西夏中期及以后，晚于苏峪口窑。

明代《嘉靖宁夏新志》对灵武窑有零星记录，西夏《天盛律令》也记载瓷业等百工分工细致，但已知文献中，未有只言片语提及苏峪口这处神秘官窑。所幸，苏峪口瓷窑址保存完整度世所罕见。“从原料开采加工，到拉坯、上釉、烧制，所有环节都能从遗迹中得到还原，可以说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海拔最高、地理位置最西北、保存最完整的北方精细白瓷官窑遗址。”柴平平说。

辽、金等同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虽有民间窑场，但无明确实证的皇家官窑遗存。苏峪口瓷窑址是西夏官窑制度、制瓷工艺、民族文化融合的实物见证，填补了西夏官窑考古与北方白瓷谱系的关键空白，也填补了西夏手工业、经济产业、宫廷礼制研究的诸多历史空白。

“这群匠人太有创意了”

2021年，在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朱存世邀请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来到尚未大规模清理发掘的贺兰苏峪口瓷窑址。看到俯拾皆是、闪闪发光的瓷片，他瞬间意识到这处遗址的价值：宋朝时期的西北深山中，竟能烧制出与南方景德镇湖田窑高度相似的精细白瓷，太不可思议了！

这种不可思议，首先源自苏峪口瓷窑匠人选址的高明，以及独创的“二元配方”技术。虽然位于深山，但苏峪口瓷窑附近有烧窑所需的全部原料——瓷土、石英、燃料、水源……与湖田窑不同，苏峪口的瓷土三氧化二铝含量很高，熔点接近2000℃，当时的窑温很难达到。为破解这一难题，匠人创造性地在瓷土中加入石英，它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也就是制作玻璃的核心原料。石英不仅将烧制温度降至1340℃左右，还增强了釉面的润白度与透光性，打造出“薄胎透影”的精细白瓷。

苏峪口瓷窑址发掘保护现场。新华社记者 马思嘉摄

这一创新，彻底改写了中国制瓷史。“传统上认为，二元配方技术始于元代景德镇，也就是高岭土加瓷石，但苏峪口窑的高石英二元配方将这一技术提早了200年。早期，可能是景德镇影响苏峪口多一些，但后期很可能是苏峪口影响了景德镇。”朱存世感叹，“苏峪口瓷器的烧制技术，在今天看没什么难的，但在那个时期，是相当不容易。这群匠人真的太有创意了！”

在已清理出的遗址现场，从南到北，考古人员发现了不同时期的窑址。“每个窑附近都有很多废料和残次品，堆太多影响烧窑时的通风透气，窑就废弃了，就需要向北再建新窑。”柴平平指着不同时期的窑址解释说。

最令他们震撼的，是随着时间推移，窑业技术也在更新迭代——尤其是石英煅烧技术。在遗址现场的作坊中，考古人员标注出了“石英加工区”。在早期窑址中，这一区域一般有一块类似磨盘的厚石板，上面有1.5—2厘米深的凹槽，那是匠人研磨石英原料的痕迹。通过实验考古，柴平平等人发现，连续四五个月每天研磨八个小时，也磨不出那么深的坑。这样研墨般的方式，不仅费工，而且产量少、不够精细。

苏峪口瓷窑址发现的早期研磨石英的痕迹。新华社记者 马思嘉摄

稍晚期的作坊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当时的匠人要么专门建窑，要么二次利用废弃窑址，来煅烧石英。“我们实验后发现，煅烧过的石英太好磨了！”柴平平说，煅烧前的石英细度约20目，和碾碎的粗玉米碴差不多；经过煅烧，细度则达到120目，和面粉类似，产品生产效率和质量都得到极大提升。

苏峪口瓷窑匠人的创新，甚至体现在全链条的技术升级。首先，是“釉”封匣钵技术的全面应用。匠人将蘸釉后的碗盘等常见规则器物摞在一起，装到瓷质圆筒状匣钵中，匣钵口用“釉”封住，层层叠放到窑炉中烧制。这种“釉”封匣钵技术，是五代时期越窑的发明，两宋北方窑口极少使用，但苏峪口所有匣钵口和内壁都刷防护“釉”，一方面隔绝烟火对瓷器的污染，同时也防止堆叠粘连，专用于烧制精品瓷器。

其次，一处20平方米大小的作坊内，除了放陶车的辘轳坑、釉料缸、瓷土坑外，还发现了国内最早的完整烘坯遗迹。贺兰山风干燥凛冽，室外烘坯容易干裂，匠人在专用烘坯炕中低温慢烘，精准控制坯体干燥程度，大幅降低开裂率。这一发现，填补了北方高原制瓷工艺考古的空白。

苏峪口瓷窑址窑炉遗迹。新华社记者 马思嘉摄

残高近3米、复原高度达7米的马蹄形半倒焰馒头窑，细长烟道在窑炉底部，具有两宋时期北方窑炉的典型风格。但苏峪口瓷窑址窑炉的火膛却偏小。考古人员在此不仅发现了煤灰痕迹，还有起到隔网作用的石条。

“中国自汉代就有用煤的历史，说到用煤烧瓷，虽然其他窑口也有两宋时期用煤的证据，但窑炉中煤炭如何利用却说不清楚。苏峪口窑是目前北方有直接证据、最早用煤烧造精细白瓷的窑址。”柴平平说，煤热值高、烟灰小，烧制出的瓷器更加坚硬亮泽、发色鲜亮，而当时匠人所用的，很可能是贺兰山所产的顶级优质无烟煤“太西煤”。

这群具有先锋精神的匠人，还创造出了只有苏峪口窑才有的器型：白瓷板瓦和白瓷鸱吻。

朱存世说，苏峪口窑址的马蹄形半倒焰馒头窑及其装烧工艺，反映了深厚的北方窑业技术传统，体现了中原的文韵风骨；薄胎透影、瓜棱器形与素雅平淡的泛青釉色，则深深烙印着江南审美的印记，蕴含着景德镇的瓷艺精髓；“釉”封匣钵则彰显东南窑业的赓续与创新；窑址烧制的细白瓷质地鸱吻、板瓦及香插等独特器型，则具有鲜明的西夏特色。

柴平平在苏峪口瓷窑址考古发掘现场为记者介绍情况。新华社记者 马思嘉摄

“此种‘羌风汉韵’的交融，印证了《辽史》中‘夏人善工巧’的记载，实证了中华民族‘多元聚变—和合共生’的文明演进规律。”朱存世说，瓷器背后所映照的南北技术交融，亦是宋夏时期“茶马互市”背景下民族融合的微观缩影。

西夏境内，党项族与汉、回鹘、女真、契丹等民族交融共生。来自不同背景的窑工汇聚于贺兰山深处，采撷南北窑业之精华，快速补齐西夏窑业短板，共同创造了独一无二的苏峪口窑。受此启发，山西博物院从去年11月底到今年5月初，推出了“北白——白瓷与民族融合特展”，陈列了来自河北、内蒙古、宁夏等地的200余件展品，其中14件源自苏峪口，系统呈现北方白瓷发展脉络，并推出20期线上讲座，受众超200万人，引发较大反响。

“苏峪口窑的技术形成，并非被动由北宋匠人传入，而是西夏主动寻求技术进步、吸纳先进文化与工匠的自主创新成果，呈现多元技术融合后的自主创新。”山西博物院副研究馆员赵凡奇说，苏峪口瓷窑址完整实证中原制瓷技艺向西北地区传播融合的历史脉络，佐证西夏摆脱中原瓷器贸易垄断、自主构建高端官窑瓷业体系的历史进程，更体现了西夏多民族融合的文化创造力与传承活力。

“魔鬼难度拼图”

走进苏峪口瓷窑址考古驻地，难免会被这里的工作量之精细繁复所震撼。种了花草、别有野趣的院落中，考古队雇佣来的工人在刷洗、晾晒发掘出的瓷片，一盆盆污水流入地下水管，阳光下的细白瓷闪着细鳞般的光泽。工作间中，工作人员专注地给每一片瓷片标号，用完的马克笔装满了大半只塑料袋。每一片瓷器来自哪个探方、在这个探方中的编号，全部都要写明，否则，后续“拼图”工作将一团乱麻。清理编号后的碎瓷片，将被装进编号的蓝色塑料筐里——这样的筐，几乎装满驻地的储藏空间。

这皆是因为，他们发掘的是必须集中销毁残次品的官窑，绝大多数器物都被敲得粉碎。要还原器物原本的模样，除了运气好碰上侥幸躲过一劫的器物，就只能靠“拼图”。

在苏峪口瓷窑址考古驻地，工作人员在给瓷器编号。新华社记者马思嘉摄

30岁的陈瑞和28岁的谷天骄，是这场地狱难度“拼图游戏”的主力。在文物陈列室，摆放着1400余件登记在册、相对完整的精美瓷器，其中不少是她们的成果。“我曾经特别喜欢拼图，但从事考古行业以后，再也不爱了，真的太辛苦了，有时候一整天都找不到两片能拼合的瓷器。这份工作能让人进入到心流状态，心浮气躁肯定是做不成的。”谷天骄说。

在文学作品中充满神秘刺激的考古工作，现实中最需要的反而是沉下心、耐得住寂寞。苏峪口瓷窑址考古队，从领队朱存世到新入行的谷天骄，基本都是初次接触瓷器考古，而山里的考古环境又尤为艰辛。

“山石太坚硬了，洛阳铲根本打不下去，只能一铲子一铲子挖，试探性发掘，在前期勘探上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但这也有好处，盗墓贼同样也挖不下去，反而让这处遗址能够完好地保存下来。”朱存世说。

贺兰山深处，夏日烈阳高照，春秋山风如刀，冬日的暴风雪“像灾难片场景一样”。为了赶进度，他们中午往往就蹲在路边就着山风吃驻地送来的盒饭。“生理期的时候最难受，山里也没有厕所，女生就更加不方便，但也只能适应。这份工作本身对我很有吸引力，毕竟是第一次接触瓷器考古，还这么重要，我感觉挺幸运的。”毕业于山西大学文博专业、主攻商周考古方向的陈瑞说。

苏峪口瓷窑址考古工作者遭遇暴风雪。受访者供图

苏峪口瓷窑址考古工作者在凛冬开展发掘工作。受访者供图

从山东大学文博专业毕业的谷天骄2023年来到苏峪口瓷窑址考古队。她从零开始，学习如何清理文物、判断地层，并大量阅读文献书籍恶补知识。陌生的领域变为熟悉和擅长，但新鲜感却始终都在。挖到“官”字款匣钵最令她们兴奋，其次就是斗笠碗、花口瓶等漂亮器型。谷天骄曾发掘出一只独特的匣钵盖，匠人在内部用童趣笔法刻了一只长颈鹿，而同事则发掘出一只刻有简笔小人的匣钵。“考古发掘确实枯燥，我们就靠这些小惊喜互相瞧个乐子。我也会想，西夏工匠烧窑过程中闲来无事刻了这些小图案，会有种和古人对话的感觉。”

匣钵残片上保留着昔日工匠的“涂鸦”。新华社记者 马思嘉摄

匣钵残片上保留着昔日工匠的“涂鸦”。新华社记者 马思嘉摄

窑址地处贺兰山保护区内，一年四季风景各异，马鹿、岩羊、小狐狸等野生动物也让发掘工作多了几分乐趣。也正因地处保护区，考古队还要平衡生态保护与发掘工作。发掘前，他们要通过大量勘探工作确定当年的发掘计划，并上报相关部门；发掘完成后，他们把连根移除的柠条等植物都种回原地并浇水，做生态恢复。

考古队还做了全国考古遗址中罕见的展示性回填，即在遗址表面覆盖隔离防护层，再把数量巨大的匣钵垒砌上去、突出遗址轮廓，加装金属防护网，并把窑址的不同功能分区插上地标展示出来，为后续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做研学等打下基础。

下一步，朱存世计划通过实验考古的方式总结出窑址的工业流程，对西夏官窑瓷器进行复烧；并对窑址深层文化做解读和阐释，尤其是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的见证意义。

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联合复旦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等学术机构共同解决，如景德镇陶瓷是如何影响苏峪口窑址的？后者是否真的影响了前者？北宋严格控制铜铁等物资和技术工人，但苏峪口窑址有大量来自不同背景的匠人，文化交融的路径是如何实现的？为何会有那么多的创新举措？考古工作者希望能在后续的勘探中，发现一处记载窑址建造情况的窑神庙及相关石碑，以解答西夏人留下的无尽谜题。

对整个西夏研究来说，苏峪口瓷窑址是完善神秘拼图的关键一片。“当我们完成苏峪口瓷器的分期研究，将其与西夏陵出土的瓷器建立起精准的年代对应关系，困扰考古界几十年的‘西夏九座帝陵墓主’问题，或许就能有答案了。”朱存世说。（记者马思嘉、艾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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