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导演翁子光：放轻身段、守住表达，一部一部慢慢往下拍

发布时间：2026-07-17 09:43:55 来源：安智兰德资讯网 作者：娱乐

在选题上，专访翁子光心中自有标尺。导演尽管他对奇案题材颇感兴趣，翁光往下但他关注的放轻从来不是案情本身的惊悚程度，而是身段守住故事背后是否具备“破题”的空间。香港比《爸爸》更为骇人的表达部部奇案比比皆是，但若案件仅剩下纯粹的慢慢恶，缺乏可供探讨的专访人性或社会维度，他便选择回避。导演

作者：小杜

编辑：倪兰

版式：王威

翁子光与刘青云

2010年夏天，翁光往下香港荃湾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城的放轻惨案。一名15岁少年持刀杀害母亲和妹妹后，身段守住致电警方自首。表达部部消息传出，慢慢舆论哗然。专访有人猜测他中了邪，有人怀疑他卷入邪教，还有人翻出他喜爱的小说，认定是书籍误导了他。在当时的舆论场中，这被视为一桩透着邪气的奇案。

翁子光起初也被这种猎奇视角吸引。然而，当他坐下来倾听那位幸存父亲讲述家庭往事时，心中那桩“奇案”的轮廓逐渐消散。父亲口中没有邪魔外道，只有一个普通家庭和一个教养良好、懂礼貌的孩子。这次会面让翁子光顿悟：他想拍摄的并非奇案，而是疾病与亲情，是一个父亲如何在生活巨变后重建日常。这也成为了电影《爸爸》漫长创作旅程的起点。

借影片在内地上映之机，我们与导演翁子光、出品人兼联合监制孙霏深入交流，探寻银幕背后的创作历程。

剥去奇案外壳后的父亲

谈及那次会面，翁子光记忆犹新。那位父亲坐在他对面，没有控诉，也未刻意渲染，只是平静地摊开家庭原本的模样。在那份近乎日常的语气中，奇案的外壳被层层剥落，露出了底下真正的故事——一个关于疾病、亲情以及重建的故事。

外界始终追问少年的杀人动机，翁子光的答案干脆利落：动机即是疾病本身。思觉失调（精神分裂症）会摧毁一个人的逻辑体系。许多人觉得这一动机“不充分”，恰恰折射出公众对该病症的陌生。这正是他希望通过电影传递的核心信息，也是影片真正的社会意义所在。基于此判断，他认定这是一部家庭伦理片的骨架，与奇案类型并无太大关联。

片名也几经斟酌。他曾考虑命名为《家变》，但觉得此名过于惊悚，过分强调突如其来的恐惧感。他更希望影片能呈现一位父亲对留守家人的复杂情感，最终落定为最朴素的两个字——《爸爸》。

鲜为人知的是，该剧本最初系受委托创作，原定由其他导演执导。翁子光曾言：“当导演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剧本。”为了防止故事骨架被他人拍成截然不同的样子，他索性赎回版权，亲自执导。

重新审视剧本时，他曾考虑加入更多戏剧元素以增强通俗性和市场吸引力。但在开拍前夕，他逐一删去了这些改动。这是他最满意的剧本之一，经过反复取舍，他选择相信故事原本的样子。

影片结尾的设计，体现了导演的温柔笔触。开拍前重读剧本，翁子光始终找不到一场父子出狱后共同用餐的戏。他原以为自己写过，脑海中画面流转，翻找旧稿才发现从未存在。时过境迁，他渴望给这位父亲一个圆满的收束，于是临开拍前补上了这场戏，让残缺的家人终于在寻常日子里坐下共进晚餐，这是他迟到的一份心愿。

关于原型授权问题，翁子光指出，在香港并不存在“取得凶案原型授权”这一惯例。若需如此，许多新闻事件将无法被拍摄，难道还要向凶手购买版权？他获得的是父亲本人的同意。在父亲看来，讲述这段命运或许能帮助他人从悲痛中重建生活，也能让更多人正视常被忽视的思觉失调症。

三十四天的天意与真心

如果说案头十年的创作依靠的是理性判断，那么现场三十四天的拍摄，翁子光口中反复出现的词则是“天意”。但在他这里，天意绝非撞大运，那些偶然的高光瞬间得以呈现，离不开他与剧组的默契配合。

选角方面，少年厚明的扮演者苏文涛是同事朋友的儿子，此前毫无表演经验。这是翁子光的有意为之。他尝试过不少科班出身的年轻演员，却总觉得他们想法过多，反而掩盖了角色应有的生活质感。他渴望一个没有表演痕迹的人，将最本真的状态带入镜头。试镜那天，苏文涛一脸茫然，心里只想着快点回家写作业。直到听说要与刘青云演对手戏，少年的心气才被点燃。

真正的意外发生在拍摄后期。苏文涛在戏快结束时才透露，他的哥哥正是精神病院的治疗师。那些病人的状态和细节，少年私下早已做足功课。翁子光当初选角时对此一无所知。

翁子光与苏文涛

这种未经雕琢的生涩与真诚，深深融入了表演之中。苏文涛最早拍摄、也最具挑战性的一场戏，是法庭上陈述杀人经过。对于一个零经验的演员来说，要平静地、如旁观者般复述那一夜，难度极大，剧组为此排练良久。真正拍摄杀人片段时，通宵收工后，少年坐进回家的出租车，双手仍不停颤抖。翁子光表示，正因为他未使用“方法派”技巧，入戏反而更深。

而在片尾父子试图和解的那场戏中，拍摄已近尾声。一路演下来，两人之间已建立起真实的情感连接。临场时，苏文涛即兴添加了一句台词，说自己昨晚梦见了妈妈。翁子光当即感到，这孩子心中的执念之重。这样的惊喜，他在本片中不止一次遇见。

“天意”不仅体现在选角，也流露于画面之中。木棉花便是典型一例。拍摄正值香港四五月的花季，镜头中总是不经意间掠过满树红花。有一次，翁子光与刘青云疑惑这究竟是什么花，回家查询后发现，木棉的花语竟是“珍惜眼前人”。他当即认定这是上天的馈赠，索性让剪辑将花语直接打在画面上。这种认准情感便直接呈现的做法，正是他创作的本色。

然而，灵光一现是一回事，能否在现场捕捉到则是另一回事。父子隔着玻璃探视那场戏，翁子光原想拍摄两人手隔玻璃相触，致敬《E.T.外星人》，但隔着玻璃无法拍到手部特写。摄影师提议拍摄影子，于是诞生了那个画面：两人的倒影在玻璃上重叠，明明被透明介质隔开，影子却紧紧相依。

刘青云的加盟，电影本身已等待多年。剧本递出后，刘青云迟迟未定，因为那两年他反复研读，据悉是他演艺生涯中阅读次数最多的剧本。中途曾有资方询问是否更换演员，但翁子光心中始终存有执念。直至疫情尾声，刘青云终于出现。当第一次走进旧楼实景时，刘青云怔住，称自己像在做梦——他没想到剧本中想象过无数遍的家，竟藏在一栋真实的老楼里。

这也延伸至翁子光的个人美学偏好：他偏爱实景。别人镜头下的香港常是热闹的烟火与市井，他想拍的是另一面——草根而老旧的一面。四五月的回南天、墙皮上的霉斑、时不时落下的毛毛雨，这些才是他想要的底色。片中唯一回到真实现场拍摄的地点是荃湾公园，少年当年正是在那里被警方带走自首。这样一个家常的场所，落下如此一笔，那种独特的空间感，正是翁子光所追求的效果。

守住表达，等木棉再开

《爸爸》从文本上看具有鲜明的文艺属性，因此无论行业冷暖，其融资过程从未轻松。看过剧本的人大多折服于翁子光的才华，并愿意合作，但话锋一转，往往伴随着同一句询问：“你还有没有别的卖点？”

转机来自香港电影基金。出品人兼联合监制孙霏表示，影片获得了可覆盖40%成本、接近顶格标准的扶持。剩余的缺口，则依靠一群朋友填补，其中不少人首次将资金投入电影行业。

孙霏与刘青云在金像奖现场

采访中，孙霏打破了一个刻板印象：文艺片并不等于“廉价”。常有人因场景不复杂、多用实景而认为拍摄省事。在她看来，这恰恰是一部急不得的戏，需要给演员时间相处、试戏、酝酿真实感。“最奢侈”的一笔开销，是为了等刘青云的胡子自然长出，以呈现最真实的憔悴沧桑。在三十四个工作日之外，剧组生生多等了一周。在主创心中，这一笔时间账，是绝不能省的。

翁子光的拍摄方式则致力于“省”。他偏爱小体量、小团队，通常一人身兼数职，尽量保持现场的轻盈感。他的班底多为合作多年的老搭档，翁子光用粤语俗语“有粥食粥、有饭食饭”来形容团队状态——大家对预算和资源心中有数，执行起来默契十足。

放眼行业，翁子光对当下环境有着清醒的认知。行业变革周期叠加人工智能的冲击，构成了一个特殊的节点。“商业”的定义正变得模糊，剧情薄弱的电影也可能突然卖座，但这种成功往往缺乏延续性。与其在外部包装上砸钱，他更倾向于将筹码向内收敛，从内容和创意中借力，反而可能创造出更好的作品。这是他给自己的答案，也是他对行业的期待。

站在出品人角度，孙霏面对的是另一种现实，压力自然存在。路演时，翁子光偶尔会感叹不知是否还有下一部可拍。孙霏每次都会安慰他：会有的，一定能拍下去。她心里有一笔账：一个作品若太贪心，既想要个人表达又想要票房，往往两头落空。能找到真心喜爱这部戏的观众，达成某种程度的双向奔赴，她便觉得足够，剩下的交给天意。

孙霏与翁子光在实景拍摄现场

在选题上，翁子光同样坚守自己的尺度。尽管他对奇案感兴趣，但他看的从来不是案情够不够猛，而是是否有可探讨的角度，能否破题。香港比《爸爸》更骇人的奇案不乏其例，但若只剩下纯粹的恶，没有任何可探讨的余地，他便不碰。

最后，翁子光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近年来，“香港电影怎么样”的话题几乎被说烦，他不愿再多言。处境艰难是事实，但他既不回避这份难，也不打算被其困住。他愿意放轻身段，守住表达，一部一部慢慢往下拍。

困难终将过去，木棉每年还会照常盛开。一个父亲学会了在废墟上重新生活，一个导演和他背后的团队，也在不算景气的年月里，找到了前行的步伐。这或许是《爸爸》在影片之外的另一重价值。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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